读《中华文学三千年》有感灿烂若星河、皎白如月的中华古代文学在我心中缓缓流过，它形象为充满幻想的远古神话形象为百家争鸣的诸子散文，形象为源远长的唐诗、宋词、元曲······博大而精深。
轻轻合上《中华文学三千年》，编者对于自《诗经》而始的历代民歌的评价优在我耳边回想：“它推动历代文学家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而不是单纯把文学看成是闲情逸致的消遣。”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在中华文学和文学家之间，定有什么把他们强有力的联结在一起。这条纽带是什么？是社会。正是文学家门关心社会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才有笔下生花，才有辉煌的中华文学的创造。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位曾经立在汨江畔遥望故乡的诗人屈原。
他先被委以重任，后因楚怀听信馋言，遂被流放到江南的荒僻之地。诗人不得不痛苦地眼睁睁的看着故国由盛而衰及亡，自己却壮志难酬，不由愤而起笔，留下千古绝唱《离骚》倾吐自己坚定无比的信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以他的作品抨击时弊、抒发爱国热忱。他的作品不仅流传后世，还让后人欣赏到“楚辞体”独特的风格，了解到他所处的时代，区域之风貌。再如开创北宋豪放词派的苏轼，在从宋神宗到宋徽宗约四十年的新旧党争斗中，由于他为人耿直，对两党都不无原则投靠，也不完全否定，而是实事求是，独行正道，这就使他仕途坎坷，一生不幸。然而他本质上又是一个对人生持有豁达、积极态度的人，《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他这种矛盾心理的写照。诗人通过塑造周瑜的英雄形象，表达己欲建功立业的抱负，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何等的豪迈！而至词的最后，诗人却忽然悲从中来，感叹现时严酷而年华早逝，不由感叹“人生如梦，一樽还泪江月”。确实，苏轼的风格是在他的性格和社会环境相融合中产生、发展以至炉火纯青的。诚然，文学家只有扣紧时代、社会的脉搏，再加上自己人格的独特魅力和犀利眼光，方可铸就光耀千古的作品。例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具有伟大的社会意义，因而脍炙人口，青史流芳；相反的，那些脱离人民现实，只一味粉饰太平、歌功讼德或虚情娇态、无病呻吟之作，则早已被历史摈弃。不仅古文学如此，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亦如此。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中华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应运而起的鲁迅、茅盾、老舍、冰心、叶圣陶等，高举“五四”新文化的旗帜，为唤醒民众而“首推文艺”，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为黑暗中的人们辟开了一道光亮。他们是作家，更是播种者，用黑夜所给的眼睛去寻找光明，播撒火种。白居易的名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至今仍有深远的意义。中华民族正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纵观世界。
我想，我们龙的传人的文学，我们新时代的诗篇，一定会奏响震荡古今中外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