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社会所缔结的契约的产物。那么，这么说来，国家所代表的应当是社会大多数人，也就是社会主体的利益。这是一个政权存在的群众基础。
古代中国曾经畅想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墨子也提出过“兼相爱”的主张。这是先秦智慧的劳动人民在黄河水边所吟唱的关于社会平等的最初的歌谣。
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宣读着“人生而平等”这一庄重而神圣的宣言。于是，我们在自由女神柔和的目光和高举的火炬中看到了人们对平等的追求，看到了爱与无限。
1979年，巴黎暗潮涌动，拿破仑星夜兼程赶回巴黎，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拥护，发动了“雾月政变”，缔造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这正得益于人民的支持。
人们对社会平等的原始渴望，即生存权利的平等，自然，也包括财产平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的透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少数人占据着社会的上层，分配的不合理造就了工人阶级——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却无法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马克思写道：“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本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于是，我们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对于英国底层劳动人民的令人痛心的描写。从而，马克思构造出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平均的“共产社会”。
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无疑是大腹便便了，他们的数量和资本足够支撑他们开始要求更大的权力。资本家们敏锐的洞察到这一点，于是开始提出了构造福利社会。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诉求，各国也纷纷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这好比是对人们生活和利益的保障。譬如日本，这个发达的亚洲国家，曾在“一亿总中流时代”很识趣的建立起符合中产阶级利益，涵盖大部分人的福利制度，一起平衡人们在社会财富上的相对平等。经济是有预见性的，为这个社会大多数量体裁衣的制度不会没有风险。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相对减少。哈佛的一篇文章这样指出，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反而成为造成其财政赤字的原因之一。然而，中产阶级的多数地位，福利制度对改善平等状况的贡献，是不由分说的。
在美国，有人这样夸张地形容道，1％的人占据着99％的财富，这种财富的不均激起了社会内部矛盾，于是便有了轰动一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今年辞职的高盛前高管因其抨击高盛的辞职信而成为热点，甚至入选《时代》“年度十大观点”。而罗姆尼也因其不当的言论而自尝苦果。由此，社会大多数的强大力量可见一斑了。
真正掌握社会钥匙的人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而领导精英们只是那个负责开门的人。
社会是由大多数不具有特殊本领的人组成。而对于国家来说，永远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想法，始终应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人们所追求的平等和信服更鼓不拜年。但是财富的再分配不是唯一答案，也不会最终答案。人们渴望的，或者说真正令人满足的，就是能活得快乐，无差别的快乐。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遭受了大地震。然而热烈的阳光却打破了地震的阴霾，在1986年那个炽热的7月带来了关于三色军团的夏天的童话。世界杯带给墨西哥的不仅是旅游业的提振，更是人们获得的快乐。那是一届成功的世界杯。足球带给人们的是简单，纯粹的快乐。在这里。没有国度之分，也没有贵贱之别。在草地，在街道，在泥地，都可以看到足球的身影。当一场战争可以因贝利的造访而暂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人们热爱足球，就是热爱自由，热爱平等。
我们的社会应当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的更加平等也只是国家使社会大多数感到满足的一部分。对于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清晰地意识到，快乐是自然而然的。人们享受快乐的权利也应是平等的。
这种快乐是空气，而不是香奈儿NO。5：是白开水，而不是伏特加。这种快乐在于你是否享受了，而不是享受了什么。
作为社会的主体，人民的基本权益应当得到切实保障。人民始终拥有足够的，强大的力量要求自己的权利。马丁·路德·金对“人生而平等”得到呼唤是真正有力而震撼人心的。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自由平等的歌谣一直被不断谱写，并将永远传唱下去。